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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道丨李培永：中学母校对我招手，回来吧
李培永，1965年毕业于华师一附中高中，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为中学语文教师，送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培训后，1967年分配到武汉市水厂路中学工作。1980年调回母校，高级教师。1990年调海南省农垦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原题
我的文革十年
（选载）
作者：李培永
王仕良场长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华中师大一附中校办农场的场长。他高高的个子，体魄魁梧，不仅懂农活，尤其善于管理到农场劳动的学生，与学生干部关系特好，团支部、班委会的成员到了农场都听他指挥。我只是曾经受他指挥的学生干部之一。
1965年高考，自我感觉成绩不错，但还是名落孙山。退休后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看到原来我的档案中有一份“不宜录取”的材料。当其他同学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收到的是武汉市教育局的录用通知书，让我到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师资短训部报到。
我读高中时，曾经是武汉市三好学生代表，华师一附中高三（2）班的团支部书记，没有被大学录取，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从1965年高中毕业，到1979年路遇王场长，从来没有回母校哪怕看一眼，尽管我的家就在学校附近。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时任水厂路中学校长安大庭，调到硚口区重点中学武汉市43中当校长，他要我跟着他一起，调到43中执教文科重点班班。1979年高考，我教的文科班终于有一个学生考取大学了。这对当时一个普通学校来说，是“零”的突破，是一个特大喜讯。
1979年国庆节期间，在武胜路新华书店门口，我正准备进去，只见还是那么魁梧的王场长走出来，虽然我们十多年没见，瞬间就都认出来了。
王场长紧握我的手说：“好个李培永啊！居然十几年不回学校看一看！你现在哪里？做什么工作？”
当他听说我在武汉市43中教文科重点班的语文时，深情地对我说，回母校来吧！学校现在急需年轻人啊！当他知道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爱人也是教师时，他告诉我，如果你回来，你的两个孩子将来不论成绩是否达到省重点中学录取分数线，都可以到华师一附中上学！临分手时，他再三嘱咐我，假期结束来学校找我吧！为了你的两个孩子，你也应该马上回来呀！
当天回家与我爱人商量，决定先去华师一附中看看再说，如果真能调到省重点中学工作，不论对我，还是对孩子们的未来都是大好事。
假期结束，我如约回母校找王场长。十多年后再次走进母校，那一瞬间，真是百感交集啊！
王场长告诉我，“现任校长是当年负责抓你们毕业班的副校长袁福，那天在书店门口遇到你，回来就对袁校长说了，他非常欢迎你回来。”
王场长带我到学校行政楼二楼去见袁校长。袁校长当时正在与时任党总支书记韩之梓谈工作，见我进去后，非常热情，立即向韩书记介绍，他是我们自己培养的优秀学生，现在武汉43中教重点班，我准备把他调回来。
袁校长是个急性子，他马上叫王主任（时任总务主任）去请教导主任吴传忠、语文教研组组长吴六林两位老师来校长室谈我的工作调动问题。两位吴老师来办公室后，他说，李培永是我们学校65届的高中毕业生，没有大学本科学历，为了服众，我们安排他在高一年级试教一周，全面考察他的语文教学水平和能力，全校所有领导和语文组全体老师都去听课、评课。然后请教导处吴主任和吴六林老师写结论，看看我们自己培养的学生能否胜任省重点中学的语文教学工作。请语文教研组吴老师具体安排在哪个班、上课的具体内容。时间就安排在下一周。袁校长就像一个军事指挥员一样，简捷明了布置完任务后就宣布散会。然后请吴老师和我留下来，请吴老师安排好试教具体时间和内容之后，负责指导我备课。
当我回到43中，对安校长说，我想调到华师一附中时，他说：“你如果能调到省重点中学工作，对你未来的发展及教学上的提高非常好，我支持你！下周你就全心全意准备去试教吧，你这边的课，我安排老师暂时代一下。”
一周试教，非常成功。所有听课领导和全体语文老师一致认为我完全可以胜任重点中学语文教学工作。
袁校长非常高兴，拿着教导处吴主任写的报告，去华师人事处要商调函发给武汉市教育局人事处。
当我把试教结果和华师一附中的商调决定告诉安校长时，安校长说，商调需要一段时间的，如果袁校长需要，你现在就可以去华师一附中上班。工资由我们学校发。袁校长得知这个信息之后，立即打电话感谢安校长的大力支持，再三强调李培永的工资由一附中来发。他说，我们省重点的经费比你们一般中学要宽松一些，你就把他的工资拿去发其他老师的奖金吧！
在两位校长的亲切关怀下，我还没有拿到调令就提前回母校执教了。
路遇王场长，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感谢王场长！感谢一路帮助我的袁校长、安校长、吴主任、吴老师！
我一生最难忘的两位老校长是安大庭校长和袁福校长。
我和安大庭校长相识在武汉市水厂路中学。
大约是1976年9月开学前，安校长调到水厂路中学。在教工大会上，书记请他讲话，他简单说了几句，现在也想不起来他说了些什么。他到学校好长时间，很少在大会上讲话，常常在教学楼巡视，有时伫立在教室门口看看正在上课的师生，有时就直接走进教室坐下来听听课，现在也想不起来他是不是听过我的课。
1977年恢复高考。
有一天，我与安校长在教学楼走廊相遇，我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有意找我。见面以后第一句话就说：“李老师，我马上要调到武汉市43中去，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呀！”我想都没有想，就说：“我跟你去！”
当时，我们原“水中”核心刘书记已经调走了，人心思走。新来的书记五十岁左右，他每天到学校，就去书记办公室泡杯茶，手捧着茶杯，听汇报，看报纸，他挂在嘴边经常说的话：“我们工人出身的干部，文化不高，但是……”他来之后，我们“水中”的“元老”陆陆续续调走了不少。我正愁找不到好学校换个环境，一听说安校长马上要调到硚口区重点中学武汉市43中，而且主动要我跟他一起去，我求之不得，立即答应了。
在安校长的全力帮助下，1977年9月开学前，我到43中上班了。安校长让我执教文科重点班并兼班主任。安校长给文科重点班定的指标不高：争取不剃光头。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学生能考取大学就算成功了。
当年武汉市43中语文教研组的师资力量在硚口区是很强的，有名师金宗威、韩守忠等在高中把关，我去之后，与他们非常投缘，我们上班时间经常一起讨论语文教学重点和难点，语文高考应试必备等等，课余时间我们还在一起纹枰对坐，切磋棋艺，其乐无穷。
人生世事有时真是难以预料。1979年春节期间，大约是初六吧，我去武胜路新华书店，想为学生买几本语文高考备考资料。没有想到，走出书店大门，遇到了华师一附中原校办农场王仕良场长。在校读书时，学校每学期安排一周时间到校办农场劳动，我这个团支部书记到了农场就归他领导了。我们既是师生关系，更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王场长一见面就说：“好个李培永呀，毕业十几年居然不回母校看一眼啊！”
“王场长好！真不好意思啊！没有考取大学，无颜见江东父老啊！”
“哎呀！我们都知道，那不是你本人的原因啊！有什么脸面不脸面的？你现在哪里？做什么工作？”
“我在武汉市43中教高中语文。”
“母校现在正缺老师呢，想不想回母校啊？”
“母校是省重点，我又没有大学文凭，能行吗？”
“我看行，如果你想调回来，过完年，开学后回学校来找我，我带你去见非常了解你的老校长袁福。”
回到家对我爱人一说，我们夫妻俩都觉得，如果真能调回母校，对我，尤其是对我的两个女儿的成长是天大的好事。但是，我们怎么对安校长说呢？
我们决定等开学后，回母校先见了袁校长再说。
1965年，袁校长是负责抓教学并兼管高三年级工作的副校长。开学后，王场长带我去见袁校长，他非常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培永啊，王主任那天回来说，他在汉口街上碰到你了，我们都欢迎你回母校！”一边对王场长说:“王主任，你马上去把教导处吴传忠主任和语文组长吴六林老师请来。”然后，又告诉我：“王场长现在是主任了，你们当年的班主任吴传忠老师现在是教导主任了。走，我带你先去见一见我们学校现在的书记吧。”
袁校长还是当年那样，真是个急性子，他认定要做的事情，即刻就要做。他请吴主任和吴老师来校长办公室后，“我先说一下个人意见吧，请吴老师安排李老师试教一周时间，高中语文老师必备的基本能力都要考察一下。请吴主任安排试教具体时间和班级，届时，语文组全体老师，学校所有中层干部和校领导都要去听课。李培永不是没有大学本科文凭吗？有人担心，怕他不能胜任。但是，他是我们自己培养了六年的优秀学生，吴主任，你当年是他的班主任，比我更了解他。我们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让他试教一周，看看他是否具备省重点中学语文老师必须的能力和水平。到时候，请语文组全体老师评议，吴老师负责把老师们的意见报教导处，请教导处研究后写书面报告交校长办公会集体研究决定。”
袁校长让我留下43中的电话，听吴主任和吴老师的通知，好好准备试教。
回家后，我们夫妻俩决定，老老实实向安校长说清楚事情的原委。如果同意调动，非常感谢，而且一定在走之前，做好份内工作；如果不同意调动，绝无怨言，继续跟他一起，安心教学，为办好43中尽心、尽责、尽力。
当时正是开学初最忙的时候，几次走到安校长办公室门口，都没有进去打扰他。大约一周后，华师一附中吴主任打电话来了，通知我试教的时间，并让我先去看看吴六林老师安排的讲课内容。我接完电话后，就去找安校长。
安校长先问我这个文科班最后冲刺阶段的具体安排，还需要学校提供什么条件等等，他完全不知道我要对他说什么。
我汇报完我们文科班的教学计划和具体措施后，他非常满意，期待我们实现“零”的突破。
然后，我说：“安校长，我现在遇到一件很难办的事情，真不知道怎么办？”
安校长：“你慢慢说吧！只要我能帮的，一定想办法帮你解决困难。”
于是我原原本本地汇报了最近我遇到的最难办的事情。
安校长一直微笑着听我说，当我讲完整个事情前前后后的经过，以及我的想法之后，他沉思片刻，非常明确地说：“我支持你调到华师一附中，你去那里将来大有可为。我当时要你跟我来43中，就是想给你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条件，让你在语文教学专业上成长快一些。现在你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到省重点中学去工作，对你的成长绝对比我们这里强百倍都不止，希望你抓住机遇，实现自己回母校工作的愿望！”
他接着说：“现在教育战线百废待兴，尤其需要优秀老师，我们武汉市的师资缺口也很大，华师一附中不归省市教育部门管辖，估计你这个调动颇费周折，而且不可能短期就能解决。所以，你要有思想准备，肯定是一场‘持久战’。因此，这个事情目前必须保密，不能对我们学校任何人说；第二，你要去试教时直接跟我请假就行了；第三，估计你至少要半年到一年时间办调动手续，这个班马上就要毕业了，一定不能懈怠，争取有个突破，对你将来调动也是有利的。今天就说这些吧！记住，你知，我知就行了！”
在安校长的鼎力支持下，我如约回母校试教。
一周试教结束，吴老师首先祝贺我试教成功。其实，首先要感谢他的无私帮助和精心指导。上课的内容和课文是他指定的，每上一节课前，他都跟我一起备课，我写好教案后，他认真审阅，仔细修改。我每次即将走上讲台，他还在教室门口再三叮咛：“不要紧张，就按我们的计划进行！”
母校最后的结论是“李培永完全可以胜任省重点中学高中语文教学”。袁校长亲自拿着学校的决定，去华中师大人事处为我办“商调函”。没有想到被工作人员拒绝，理由是学历太低。袁校长立即找人事处长论理。处长说：“你每年找我们要最优秀的毕业生，你自己却要调一个高中毕业生，怎么说得过去呢？”
袁校长：“他这个高中生，是我们自己培养了六年的优秀学生。又有十几年的教学实际经验，一个顶你十个！为了服众，我们这次让他试教一周时间，全体语文老师和所有领导都去听了课。你看看，这是老师们的评价和教导处的结论。”
袁校长终于说服处长办好了给武汉市教育局人事处的商调函。
当我拿着商调函去教育局人事处办手续时，却遇到了麻烦。人事处长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同志，她说：“你想调到省重点中学的愿望很好，但是，华师一附中不归我们管，我们不同意。你可不可以考虑调到武昌实验中学，那也是著名的省重点中学，也在武昌，我们也可以给你一套住房。我希望你去我们教育局管的学校，手续也很简单。”
我婉言谢绝了处长的好意，坚持要调回我的母校。结果就如安校长所言，真是一场“持久战”。
一年多时间，我无数次横跨武汉三镇，从武昌，经汉阳，赶到在汉口江岸的市教育局人事处，不论我怎么说，就是一句话，“去实验中学，马上办。去华师一附中，不行！”
调动手续还没有办好。我在43中带的那一届文科重点班的学生毕业了，而且实现了“零”的突破，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校领导、家长和学生都很高兴。此时，安校长对我说：“你这个调动手续恐怕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办好的，你现在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如果华师一附中需要的话，你下学期开学可以先去那里上班，工资我们照发。你一边上班一边办手续吧，迟早是可以办好的！你跟袁校长说，早年，我也是华师大毕业的，就算我给母校的一点贡献吧！”
我回母校对袁校长说了安校长的建议后，他立即打电话感谢安校长对母校工作的大力支持，然后说：“培永的工资一定要由我们发，他在我们这里上班，理所当然该我们负责发工资，而且，我们学校的经费比你们多一些呀！你就把他的工资拿去给你们老师发奖金吧！非常感谢你呀！老校友！”
1979年9月开学后，我就回母校上班了。但我仍然经常去教育局人事处要求调到华师一附中，也曾找过许多朋友去疏通关系，还是没有结果。据说那位处长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干部，谁去说都不行。
我人在母校上班，但是，档案工资却在43中，那两年恰逢武汉市教育系统教师普调工资，而且还有2%的奖励工资给优秀教师。安校长力排众议，坚持给我普调一级，再加一级奖励工资。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以为安校长跟我有什么特殊关系，其实，我们就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我们就是那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但是，他对我的恩情却浓于水！让我终生难忘！
袁校长非常关心我的调动手续问题，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一直到1980年暑假，又到招生季节，一位华师一附中的老校友来找袁校长，希望他看在老校友的份上，照顾一下他报考一附中只差两分的女儿。当袁校长听说他现在是武汉市市长秘书时，笑着说：“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但是，你知道现在母校是多么缺老师呀！我现在有一个老师的档案就卡在你们教育局人事处那里一年多了，你是否可以帮我拿出来呢？”老校友满口答应：“没有问题！”袁校长立即就说：“那就开学时师生同时来报到啦！”
老校友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位市长大秘去教育局找局长都搞不定。那位人事处长认定，李培永这样优秀的老师只能留在我们自己管的重点中学，不能给华师一附中。其实，那位处长哪里了解我这个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老师呢，她是逆向思维，华师一附中坚持要调回去的高中毕业生，一定是优秀的！既然是优秀的，我们得留给自己的重点中学。
到开学了，老校友对袁校长说，请再给他一点时间，到年底前，一定办好。请袁校长先让他女儿来上学。而且，他说，他可以直接去找43中的校长，让李老师先到一附中上班，然后再补办调动手续。袁校长说：“谢谢你！你就不要去43中了，安校长是我们华师大的校友，他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李老师已经在我们学校上班一年多了！让你女儿去高一年级报到吧！我相信你能帮李老师办成的，以后让李老师直接与你联系吧！”
快到年底了，那位大秘让我写一份调动申请书给市长，他拿去找市长批示后再去找教育局长，终于帮我办好了调动手续。真没有想到一位普通教师的工作调动，居然还要大市长批示才能办成。
正式成为母校教师不久，袁校长又委我以重任，指派我参加教育部主持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的，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语文教材改革实验工作。六年实验，因成果显著，于1987年被破格评为首批高级教师。
如果没有两位老校长的倾力相助，精心栽“培”，就没有培永的今天！难忘我最敬爱的两位老校长！
11
难忘“水中”核心刘书记
“水中”是我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武汉市水厂路中学”的简称。
“水中”是武汉市教育局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新建的十六所新校之一，校址在武汉市硚口区水厂路，武汉自来水公司职工宿舍里面一块巴掌大的地方。据久居那里的老人讲09，原来那里就是一个臭水塘。新建的学校只有两栋四层的教学楼和一栋两层的办公楼。依据地形，三栋楼的平面图呈倒“L”形。学校大门就在那个拐角的地方。大门外边是水厂的职工宿舍，进门左边一栋教学楼与水厂路垂直，进门右边是与水厂路平行的办公楼，继续往里面走就是第二栋教学楼。我们去报到时，办公楼和第二栋教学楼前面，大约有三、四个篮球场大的一片坑坑洼洼的空地，没有围墙，空地那边是一排市民的民宅，大多是平房，也有几栋二三层的楼房，参差不齐。
“水中”第一任领导班子成员选自武汉市各中学的中年骨干：党支部书记刘政秀、校长雷德俊、教导主任江绍永、政教主任胡传洪，总务主任王羿蹇，支部干事夏光中。
1967年12月17日，刘书记在 办公楼一楼教工食堂大厅（大约一间教室大小）主持短训班结业分配来到二十一位新教师开见面欢迎会。各人自报姓名及执教学科、个人简介。
二十一人是：李培永、聂静仪、韩宪伟、周良均、张每生、邵风虎、胡金秀、张华英、陈丽微、李峰、汪浩、吴克燕、向玲、李庭芝、李洪涛、郑三桥、王先芬、包晓霞、王惠清、王宜华、洪小焕。
在我们报到之前分配来的是华中师大64和65届的本科生十九人。他们是：
乔斌、吴丽英、陈斌、杨向东、杨四重、刘昌钧、陈正富、黄杞显、俞美奇、舒鼎英、姚磊明、程志强、史红、项德琴、李芳、唐星武、柳骏、姜世凤、夏复珍。
“水中”创办初期的这批元老，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也大多远走高飞了，但是，缘自“水中”的“处女”情节，梦里魂牵总在那个巴掌大的地方。
难忘“水中”那些曾经朝夕相处亲如一家的老同事，特别是大家都退休进入微信时代之后，那些一生未离故土的兄弟姐妹们，现在虽然住在武汉三镇不同的小区，因了大武汉的现代化交通之便捷，还有退休老人的免费乘车卡，隔三岔五都要小聚一下。如有从外地远道而来的同事到武汉了，即使是临时通知，能来的都会赶到聚会地点欢聚一堂。2018年4月中旬，我们夫妇从纽约回到武汉，同事们相约五月聚会，恰逢陈斌夫妇从十堰回汉参加“水中”学生聚会，于是我们相约5月14日到武汉展览馆的“艳阳天”聚会。
难忘“水中”那些往事。聚会时看到乔斌和吴丽英夫妇（因为乔斌的父母与刘书记是邻居），就想起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的贴心人刘书记。
刘书记敢于负责、关心群众生活、善于抓学校工作的主要矛盾。
“水中”是新校，只有教学用房，没有教工宿舍 。那么多年轻教师结婚都没有新房，陆陆续续结婚后只好住在学校办公室了。新婚夫妇有了孩子之后，住在教学楼，存在许多安全隐患，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下决心要解决这个在那时看起来比登天还难的主要矛盾。她为此多方奔走，终于在学校旁边找到一块空地，可以做一栋教工宿舍。于是，在那个建材物资紧缺的年代，她发动群众想办法，不到半年时间就把房子建起来了。三层楼，大门在中间，每层左右两个单元，每个单元可以住三家，新婚夫妇住单间；夫妇是学校双职工的各住一个套间。三家共用厨房和卫生间。现在看那宿舍，实在是太简陋了，说它是“贫民窟”也不为过，但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一个小小的新校，一次解决了十八家的 住房问题。当时，在武汉市中学系统是绝无仅有的，让其他学校的年轻教师无比羡慕。这是刘书记、王主任，还有乔斌等为“水中”年轻教师做的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刘书记待人诚恳、面慈心善、特别关心年轻教师的成长。她关心我们每一个人，在那学生不读书、教师无书可教的年代，年轻教师聚在一起不是下围棋就是打扑克，她总是苦口婆心劝戒，让大家相信读书有用，将来教书是需要真本领的。她还把自己年轻时订阅的《语文》杂志送给我们几个语文老师，叮嘱我们少玩一下，多读一点书！
刘书记为人忠厚、做事老老实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耍手腕。我们都不会忘记工宣队进驻学校后发生的一件政治笑话。某班开会批判刘少奇，呼喊口号“打倒刘少奇”时，一位老师一紧张喊成了“打到毛主席”。被学生举报到工宣队，工宣队指挥长决定让刘书记举持全校会议批判那位老师。不成想，刘书记在举持会议时，为了让大家知道这次开批判会的原因，走上台就讲某某老师在昨天一次班会上，居然把“打到刘少奇”喊成了“打倒毛主席“。她刚说完这句话，指挥长厉声喝止！立即开始对刘书记进行批判，而且，要求全体教职员工继续开会批判她。当时，没有一个老师上去批判刘书记，谁都知道刘书记是厚道人，是老老实实说话和做事的人。会议最后是不了了之。
要说刘书记创办“水中”的故事，每一位跟随她创业的元老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她对我和聂静仪更是关怀备至，我们结婚的新房是她布置的 ，晚上婚礼是她主持的，后来孩子出生是她给取的名字。我们离开武汉去海南之后，只要回汉，全家一定要去看望她。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书记真正是我们“水中”的“核心”！她在世时，不论退休与否，大家都围绕着她！她在天上，大家只要聚在一起，总是仰望着她，念着她曾给予我们的滴水之恩！也正因为如此，“水中”的元老们几十年来常相聚，不离不弃！
感恩刘书记，在我们人生启航时引导我们走向幸福的现在！
12
难忘在“水中”
遇到的神医
“水厂路中学”在武汉市硚口区水厂路，简称“水中”。校址在武汉自来水公司职工宿舍里面一块巴掌大的地方。据久居那里的老人讲，原来就是一个臭水塘，一下大雨就一片汪洋。
“十年浩劫”期间，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基本停摆，但是，总务处却必须正常运转，每个月必须按时给教职工发工资(当时学校六位领导，加上四十位还没有走上讲台的年轻教师，还有总务处王主任手下的几个职员)；教室的课桌椅要保护；教职工食堂要开伙；更重要的是还要建围墙、平整操场，后来还在那“巴掌大”的操场上，与大门垂直相向，建了一个简易的“主席台”，以供当年全校师生开大会。
还记得，“水中核心”刘书记决定在学校大门的围墙边，为我们年轻教师盖一栋教师宿舍。而且，宣布总务主任王羿謇和乔斌负责筹建工作。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当时最困难的是缺建材，尤其差建房必须的木材和红砖瓦。刘书记在教工大会上号召大家千方百计找关系，一定要把房子建起来。明确告诉大家，谁能为建房出力，将来可以优先分房。
也不知道刘书记找谁帮忙，最先买回的建材是四五个大大的原木，就堆放在办公楼下面的走道上。接着，刘书记发号召，大家都积极想办法去买砖瓦。我找住在葛店镇的二姐帮忙，在葛店镇附近的砖瓦厂，买到了我们学校建一栋三层楼十八套住房所需的红砖红瓦。到了发货的日子，王主任、乔斌、还有刘昌钧和我，四个人带着一辆货车，从硚口出发，去葛店搬砖回来。那个年代的武汉市郊区公路那个差啊，怎么比喻呢，就像电影里面的战地公路，到处是坑坑洼洼，就那么几十公里的车程，加上到砖瓦厂排队拿砖的时间，一天就只能跑一趟。每次运砖回来，虽然很累了，但是，大家对即将建成的教工宿舍那个憧憬呀，真是难以言状！
要知道，我们这些年轻教师结婚后都是住在教学楼的教师办公室。室内一张双人床就占据了超三分之二的面积，平时都在学校食堂就餐。因为教师办公室正对着的是学生教室，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走廊不能摆放任何杂物。所以做饭必须的煤炉、厨具等都得放在室内，只能在寒暑假、节假日到走廊开伙。教师办公室虽然解决了青年夫妇的栖身之处，但那实在不是常人过日子的居住场所，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刘书记急我们所急，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争取有关部门核准，开始动工修建教师宿舍楼，我们终于很快就可以住宿舍了。
大约在1971年9月吧，武汉突降几天暴雨，正应了住在“水中”附近老人曾经对我们说过的，学校积水瞬间就处在一片“汪洋”之中，那些建房用的大木头，眼看着被大水冲到外面去了。我们住在学校的几十个年轻教师，为了抢救被暴雨冲走的建房木材，在王主任带领下，冒雨去抬木头。十几个人才抬得动的大木头在抬回学校准备放下时，由于动作不协调，我的腰被压成重伤。
从来没有过的疼痛，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课只能撑着腰在讲台轻声讲，声音稍微大一点，腰就疼。下课后，我的学生班长鲁智新问我：“李老师，您是不是腰受伤了呀？” 我告诉他，受伤非常严重，好像腰断了一样。他说：“我们班邓新国的爸爸最会治您这个病，等他爸爸下班后，我和邓新国两个来扶你去找他爸爸打一针就好了！”
晚饭后，鲁智新和邓新国两个学生好不容易把我扶（准确地说是“架”）到邓医生家。邓医生当时是武汉市宗关卫生院著名中医针灸师，听说孩子的班主任老师来了，非常热情接待，问了情况后就让我趴在竹床上，双手在我的腰部边按边问，找准了痛点后，一针下去，那种触电感直达脚尖。然后再在那个下针处拔火罐。做完这些后，他说，李老师，今天就不请你喝酒了。你趴在那里，等我去喝杯酒来，你就可以起来自己走回去了。
大约二十分钟左右，邓医生来拿下火罐、拔掉银针，让我翻身坐起来。我还犹豫着，两个学生正准备来帮我。邓医生又说，“别管！让李老师自己起来。”我照邓医生说的去做，真的自己坐起来了，接着就站起来了。然后，他让我走几步，居然一点都不疼了。他对两个孩子说：“你们都不要去送，让李老师自己回去吧！”自那一针后到如今快半个世纪了，我那受伤严重的腰就再也没有疼过了！
1972年4月15日，我的大女儿出生。在我爱人“坐月子”期间，我的妈妈来照护她的孙女，我才看到妈妈每天梳头时，手都很难抬起来。我去找邓医生咨询，邓医生告诉我：“你妈妈的手抬不起来，是她这个年龄段的常见病‘五十肩’，请她来我这里打几针就好了。”我欲言又止，邓医生接着说：“你有什么难处吗？”
“邓医生啊，我妈妈真的是‘三寸金莲’呀！一生都在家围着锅台转，可谓‘足不出户’。我们生第一个孩子，什么都不懂，实在没有办法，才请老人家来帮忙……”
邓医生真是善解人意啊！他说：“ 你先回去吧！晚上我去学校给你妈妈打针吧。”当天晚上，他儿子把他送到我们住的房间。那一年四月下旬了，武汉的天气还很冷，那个年代，武汉室外与室内没有温差，我妈妈还穿着羊皮袄。妈妈正准备脱下皮袄，邓医生说：“今天太冷了，老人家不必脱袄子了。我捏到您疼的地方，您就说一声。您年龄大了，今天打一次，也许还不能治好，我明天后天接着来给您打两次，三天后，您一定可以自己梳头！”我妈妈说：“那就太感谢邓医生了啊！”果然如邓医生所言，三天后，我妈妈就可以抬起手来梳头了！
我们“水中”核心刘书记对我们夫妇特别关爱，我爱人从医院一回来，她就来家里探视，还问我们想好了没有，给孩子起什么名字？她一边逗着我女儿，一边笑着说：“聂静仪，你看你看，她的眼睛好亮好漂亮呀！就叫琳琳吧！”刘书记家住江汉路，中午在学校食堂吃饭，她只要有空，隔三差五就来家里坐坐。有一天跟我妈妈聊起来，我妈妈说：“这次来学校，遇到培永班上一个学生的父亲，那真是神医啊！他隔着我的皮袄打了三次针灸，就治好了我这个肩膀疼的老毛病。”没过几天，中午饭后，刘书记与她时任武汉市工商银行副行长的先生老肖，在她的办公室找我了解邓医生给我们治病的情况。原来，肖行长在1967年武汉“720”事件前后，武汉大乱时，他负责保卫银行的金库。在金库转运人民币时腰受伤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这五六年来，尤其是天气变化时经常腰疼，坐卧不安。我告诉肖行长，我头天下午压伤了腰，第二天下午六点多，邓医生给我打一针就好了，我感觉邓医生那一针扎下去，就像触电一样，不到半小时就完全好了，至今腰都不疼。我妈妈五十多岁了，“五十肩”是老毛病，连续治疗三次也好了。我们等会上班时间去卫生院见见邓医生，请他帮您看看吧！
邓医生真是神医呀！后来果然治好了肖行长的腰疼病。难忘在“水中”遇到了神医。
李培永专列
武汉记忆